这并不是说万科这家公司有多重要，事实上，这家中国最大的中国住宅开发商到现在为止，市场占有率也在5%以下。但万科绝对具有风向标的作用：他们对于形势的把握较为准确，以前曾经度过寒冬，在此轮调整中去年就已先行一步，率先降价、收缩战线、回笼资金，再次开始过冬。万科有揣摩政策与顺心消费者心态的传统，除了王石在地震时的赈灾论之外，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消费者脆弱的心理。相比而言，万科对住房品质的标准具有专业素质，王石一直强调的是日本的发展模式——小房型、高品质——而不是欧美的大户型模式。

    本人并不欣赏王石面对政府的过度乖巧，他在上一届政府时代支持住房拉动内需，而在现在强调理性消费。但不得不承认，中国市场需要这样的懂中国市场、面向城市平民的专业开发商，来给中国的城市居民建立自己的莱维特小镇。上半年万科销售的产品中，刚性需求占比86%，自住需求占比超过90％，中小套型的产品比例也不断提升，90平米以下销售占比46%。万科的净负债率为37.1%，也属于较低的行列。

    在市场下行周期，理应是万科这样的开发商并购低素质的中小型开发商，而不是如某些民粹论者不顾实际所说的将开发商一笔勾销，或者在政策严控之下，房地产领域开发商不论资质好坏，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

    万科情况不妙，他们领先一步，但仍然无法让他们独善其身。万科上半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72.6亿元，同比上升55.5%；实现净利润20.6亿元，同比上升23.6%。虽然总体上半年业绩略高于预期，但这得益于2007年的市场业绩，今年业绩已开始逐步放缓。公开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万科实现销售面积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82.9%和119.1%；前5个月下降到39.1%和67.3%；前6月为15.0%和38.1%；前7个月，同比增长仅有7.6%和28.9%。万科全年量价齐跌趋势已经确立，销售面积月度累计出现负增长近在眼前。

    不仅如此，在南京市场，万科一头撞上房价门，由于房价上升违反了南京物价局的监控，与一房一价不符，而遭受集体起诉。王石称万科已经做好最坏打算，将继续下调房价力御严冬。

    撇开意气之争，下调房价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房地产价格从来跟其他资产品价格一样追涨杀跌，取决于购买者的预期。一旦房价下挫，就不是理性下调的问题，而是跟股市一样，必定出现过度下调。

    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认识到，房地产市场景气周期下降是整体经济下降的伴生现象，钢铁、水泥、建材等价格与产量都将随之下降。房地产下挫反应的不是房地产行业的现状，而是中国经济整体过冬的现状。我们不要奢望挤出房地产市场泡沫，而经济毫发无损，由于房地产市场曾经是中国整体经济的杠杆，因此房价的下挫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切肤之痛，与高房价的痛苦不相上下。

    经济学家争论房价过高还是过低意义不大，中国房价高是事实，以房价收入比来衡量，房价当然过高。但当初不就是经济学家建议以房地产拉动内需，不正是有关部门放行外资购房，使得房价与国内民众收入脱离得吗？

    房地产下行周期是市场理性化的契机，而不是市场理性化的同义语。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应该关注的是软着陆，使房地产市场出现优质企业并购劣质企业的良性循环、使中国民众的住房需求与房地产市场化取得平衡。放开市场融资，让市场来决定是否应该借款给抗风险能力强的企业；让消费者说话，而不是由政府制订什么一房一价的政策，在消费者与开发商之间挑起事端。一味鼓励对市场进行讨伐、寻找替罪羊的方式极不明智。
 
    8月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经济述评称，“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已经终结，在长达10年的房价上涨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向理性回归。”希望这是真话，而不是以一种非理性取代另一种非理性，以行政的胜利取代行政与市场的联姻。

    让我们关注万科的走向，这家公司的起伏象征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

    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国家中小企业银行”，在税收方面，有可能把中小企业纳税规模标准从年纳税额30万元提高到约50万元，提高所得税门槛。同时，国家放松信贷，有2000亿左右的专项信贷资金流向中小企业。不仅如此，8月5日《上海证券报》报道，科技部欲成立科技银行的设想正在提速。参与实施方案的各方意见达成基本共识，科技银行将拥有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并不限于财政出资或是国有企业出资，很可能允许企业资金、民间资金等参与其中。

    开办政策性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馊主意。

    中小企业的所有税收加起来恐怕都满足不了开办一家政策性银行的运营成本。我国的四大国有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千辛万苦收回来的不良贷款，还抵不上运营成本，最后由财政也就是纳税人买单，我国从此又多了四家国有巨无霸的金融机构。从以往的业绩来看，政策性银行效率不高、亏损累累，政府正在考虑让国家开发银行转轨为商业银行，王益案件牵涉到国开行某些政策性贷款存在巨大风险，而准政策性银行农业银行上市要剥离800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呆坏帐，这里处理没完，那边又冒出建立政策性银行的建议，难道我们就没有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的问题吗？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无法回避，美国的房利美与房贷美就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此轮次贷充分暴露出这些政策性金融机构“等、靠、要”的本质。

    有关部门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呼吁非常可以理解，如果农业部成立一家养猪银行，科技部成立一家科技银行，环保部门建立一家碳银行，这些政府部门就拥有了渴望已久的金融资源。恐怕养猪的农民、科学家、环保公司不会对此感恩戴德，农业银行背了一箩筐政策性不良贷款，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了吗？到最后，不还是要向格莱珉银行学习、成立小额信贷公司，来解决农村信贷难？

    股权多元化同样行不通，我国的城市与农村信用社曾经试图吸引民间资金、用股权多元化来化解资本金难题，但结果因为民间资金只有注资权毫无话事权，或是遭到冷遇，或是那些入股股东毫无责任感，把参股银行当作抽血机。因为这样的股权多元化，实际上不过是国有银行版本的另一种表述，根本没有解决同股同权与市场化激励的问题。

    目前已经有足够的市场化途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让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不现实的，这将混淆了大小银行间不同的客户群体，而地方商业银行则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服务于地方民营企业，宁波银行、廊坊商行等起到的正是这样的效果，现在的难题是一刀切的信贷紧缩，堵上了城商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大门。

    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釜底抽薪的办法则是建立小型民营银行。政府以面向农村的小额信贷公司扩展到城镇，虽然在江苏、浙江得到民间资金热烈响应，但这只是民间资金希望摆脱灰色身份的外露，小额信贷不能吸储、利率受限决定了小额信贷公司不可能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已经有汤敏、徐滇庆等专家建议，可以将优秀的担保公司升级为银行，或是成立专门的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这些担保公司经过十几年的市场风雨，其经验能力与信用都经受过市场检验。

    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建立“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有人建言，可考虑通过地方财政贴息贷款支持小企业融资。我国早就有面向中小企业的专项资金，但中小企业十之八九却不知道有这笔资金，或者因为重重审核、成本奇高，根本不愿申领，可见，政府资金并不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好办法。

   建立市场化的民间金融机构是解决中国金融结构化融资难的惟一渠道，呼吁了十几年却迟迟难以成行，曾经的民间股东风险固然是一大因素，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某些人心目中反市场、不愿民间金融机构与国有金融机构争利，何尝不是没有说出口的最大理由？

注：加两条信息。
    民营企业发达的浙江面临严峻的形勢。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局長撰写的调研报告显示，该省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大幅收缩，四大国有银行今年新增贷款同比减少四分之一，其中工商银行前四月新增小企业贷款仅43亿，增额同比减少85亿，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受借贷影响，浙江全省今年前四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财务费用增长四成多，利息净支出45%。
    截至2007年，除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能足额偿还人民银行的再贷款本息之外，其他三家均无力持续履行还贷义务。

又注：

   不欢迎无聊争吵者到此。一些人说什么增加点击率而容忍，点击率高没什么不好，但本人绝不会以容忍垃圾为代价制造点击率。

    之所以看似不处理，原因是，一，我没有时间清扫垃圾；二，秉承言论自由原则，想提供一个公开的言论平台。对于理性探讨，即使言辞激烈、观点相左，我也从不拒绝。
    如果一些人蓄意制造垃圾，我只有关闭留言板，甚至评论。这难道是这些垃圾制造者的愿望，使自由的言论无处存身？

　　股改是为了统一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使两股力量能够心往一处使。

　　在股市节节上升期，总有最后一个傻瓜接盘，虽有利厚利薄之分，大家获利同喜，由此可以自豪地宣称成功地将股东利益捆绑在一起;股市一旦下挫，傻瓜被套，矛盾激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小股东、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两者仍然离心离德。

　　笔者不想复述股改之后有多少内幕交易，具体案例在册，无需多言。这些案例暴露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利益的尖锐冲突，目前投资者关注的大小非减持，不过是荦荦大者。

大小非一级市场成本过低，结果是大小非股东成为市场的食利阶层，只要套现就能成为富翁。在中小企业贷款上颇有战绩的宁波银行(002142,股吧)，可能即因此沦为食利者汇聚的俱乐部。

　　以7月15日宁波银行11.62元收盘价为准，该银行将诞生7个亿万富翁、91个千万富翁和895个百万富翁。虽然宁波银行股价可能下行，但不会改变富翁的制造链条。富翁云集的公司，是否还拥有服务与创新的动力，笔者抱有深刻的怀疑。

　　内地很多上市公司都是富翁制造机，这些公司创造财富的动力、能力或将大打折扣。

　　据统计，从去年以来的13个月，法人户仅仅在沪市卖出股票的市值就已经达到4300亿元，加上深圳的数量，合计卖出已经接近7000亿元。

　　是的，大股东在做大市值，但这种做大到底是为了大小股东的共同利益提升公司的利润，还是制造概念让富翁流水线开足马力，从已经披露的案例来看，答案不容乐观。

　　上市的金融机构成为富翁制造机，这显然不是企业上市的目的。

　　日前，财政部下发“关于清理国有控股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激励有关问题通知”，指出国有控股上市金融行业不得擅自搞股权激励，而已准备和已经在进行股权激励方案的金融企业，需暂停等新政策明朗后再确定。

　　据悉，工行、中行、建行、交行、人寿在H股IPO时设置的长期激励制度，已处于全面搁置状态。

　　这种一刀切的行政禁止显然不是常态，有违公司治理激励的常规。

　　但是，这种非常之举，恰恰显示了大小股东之间利益不对称，已经严重到使两者之间成为剥夺与被剥夺。

　　大型金融机构股权激励停止，其他公司又该如何呢？

　　如果不提高大股东的持股成本，如果不正视源源不断的增量大小非，我们只能回到行政堵堵塞、违背市场激励、继续放行这条老路上去。

　　彻底否定股改成果，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并非作者的本意。事实上，处于大转折时代的中国经济，永远无法通过一次大刀阔斧地改革，解决异常复杂的制度、利益种种问题。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正视问题，坦承问题。宣称大小股东已经实现同股同权，不是鸵鸟政策，就是愚弄投资者的烟幕弹，到头来，投资者清醒得很，管理者反而被自创的概念绕了进去，那玩笑就开大了。

    中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都面临两难选择。就实体经济而言，是在增长与通胀之间左右为难，资本市场则在做大市场、保护国企与市场维稳之间左右为难。

    实体经济水落石出，是时候改变紧缩政策，否则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将成为牺牲品。市场暖风频吹：胡锦涛总书记8月1日向海外媒体表示，中国的国内经济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挑战和困难，我们希望深化改革和开放，通过政府的各项政策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并控制物价上涨。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接受《人民日报》独家专访，标题就是“没必要加大调控”。另有报道称，央行允许商业银行将今年人民币新增贷款额度较年初设定的规模扩大5%，这意味着下半年将可以增加投放大约200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新增的5%信贷额度将明确用于中小企业和农业领域。

    有关信贷紧缩的争论基本水落石出，6.7万家倒闭的制造企业数量足够让那么继续紧缩论者闭嘴，除非他们能够创造出上千万的就业岗位。

    虽然为时太晚，毕竟亡羊补牢。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的信贷紧缩抑通胀的办法无法适应当下的形势，这种刻舟救剑的办法早就不合时宜。如果不改变基础货币发行体制、不能拉动内需，怎么改，中国的增长模式都会被他人扼住咽喉。此次通缩而遭殃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可能催生民间信贷合法化。据悉，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国家中小企业银行”，在税收方面，有可能把中小企业起征规模标准从年纳税额30万元提高到约50万元。

    笔者为适应经济形势而及时改变的政策叫好，但不得不指出，目前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市场，我们尚未看到市场趋势性改变的任何征兆。

    从政策的制订、落实到实体经济的转暖，资本市场信心的恢复，需要一段时间。目前的情况是，市场忽上忽下，美国公布的数据时好时坏。就像对油价的判断，有人认为会下降到每桶70-80美元，而有的则认为不会低于100美元。出于本轮经济景气周期结束的判断，笔者曾经提出，每桶下降到70-80美元是经济大滑坡的标志，而每桶维持在100美元以上反而是美国经济暂时企稳的象征，由于欧美央行不顾一切的救市，国际经济不会陷入1929式的大萧条，靠战争解决问题，但长期滞胀无可避免，对近几年的资本市场都不利。

    总而言之，很少有主流资金认为目前是值得放手一做的景气周期，这就决定了我国维稳维得格外辛苦，而国际市场已经一地鸡毛，53个国家通胀超过两位数，亚洲各国财政部与央行为了保增长还是防通胀，大起争端。

    一个不可变更的趋势是中国是风雨飘摇的世界经济中的避风港，关于中国GDP仍在10%以上预测比比皆是。A股股指的的下挫不应该妨碍我们看清这一点。但这绝不意味着A股市场会产生赚钱效应，相反，由于中国的开放速度加快，因为资本市场不足以接纳全球资金，因此，造成管理层加速开挖蓄水池，先是大盘股全部上市，而后是推出创业板，然后红筹股回归，最终做到市场体量世界第一。在维稳与做大市场容量之间，存在不可调解的矛盾。

    维稳的一点点可怜的反弹，被源源不断的解禁股所稀释，陈发树先生的发家史是让人看清资本市场的又一面镜子。就在此时，大盘股上市乍开还堵，中国建筑等过会而不发，让投资者觉得芒刺在背，而南车股份上市让人陡添一份寒意。56家公司定向增发收购资产预案的上市公司外，还有无数企业等着增发，让人感觉最后的疯狂。

    经济景气周期下行，的确是并购重组的最佳时节，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所有的公司都只在资本市场上圈钱重组，而不能采取换股加自有资金的方式。这只能有两个解释，一是这些上市公司都是铁公鸡，上市公司圈钱既然成本为零，不圈白不圈；还有一种解释是这些企业自有资金不足，根本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并购重组。这些企业的重组是政策的产物，而不是市场的选择，根据以往国企重组的经验，这些重组基本上不能给投资者带来什么收益。

    考虑到普通投资者，政府就应该拒绝这种圈钱公司的做大行为，但考虑到国家战略，并购与做大则是现行国企成为经济砥柱逻辑下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维稳大多数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因为谁也不愿意动真格，改变目前经济的基本格局。
  
注：许多人问股市如何，没有看到这个市场有什么改变的迹象。
    今天到京参加《对话》节目，当天来回，因此只能昨夜少眠。题目是讨论中资行与外资股权联姻是否能够成功，见到汤敏、赵晓、张巍柏等诸先生，以及联姻主角北京银行与ING的董事长。让人欣慰的是，大多数人无论持何种观点，对于金融行业对内开放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有民企的参予才能让中国金融企业得到市场的定价，才能摆脱贱卖与否之争。
    国家中小企业银行有望试水，加上此前的小额信贷公司，政府部门为缓解中小企业难也算尽力，不知为何局限于政策性银行方面，这边国开行已经改革，那边已设立一个政策性银行出来。难道就没有别的途径吗？近两日当有专文述之。
    最后，提前预告朋友们，明天参加左安龙先生节目。

    我们需要一部反垄断法来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反垄断法的核心是反对反市场竞争的行为，以免导致市场效率低下甚至出现逆淘汰制，使市场丧失生机。反垄断法的出台是顺势而为。

    但对反垄断法寄望过高不切实际，法不徒行，需要配套细则、法律文化与清晰的职权利架构，种种操作规则还有待完善。反垄断没有配套细则，目前无法实施，制定草案时计划在今年8月1日前制定40余个配套规则，迄今为止，无一出台。至于具体执法机构，国务院日前成立了反垄断委员会，明确其职责，但尚未披露组成机构，人们对能否改变多头管理、多头执法现状拭目以待。此前，工商总局已成立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商务部设立反垄断局，发改委也承担部分职能，垄断法初出、由谁执法的问题马上浮出水面，利益部门之间的协调向来是行政难点。

    我国面临的垄断威胁主要来自于跨国企业与国企，前者受到大资本的庇护，后者受到行政庇佑。要对付两股垄断力量都不是易事，跨国企业挟资金威力而来，已然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后者则立足本土，深受“父爱主义”呵护。

    反垄断法草案浮出水面，外资外媒负面评价不绝于耳，几乎一面倒的认为是外企的紧箍咒，是“保护主义的拙劣武器”，欧美商会也频频在本国和中国游说。武器拙劣与否暂且不论，欧美企业一直在《谢尔曼法》等严苛的反垄断法律之下生存，如今却对中国的反垄断法说三道四，有立法歧视之嫌。但通过围绕反垄断法的中外利益博弈可以看出，反垄断法反外资垄断将是艰苦之路，国际大资金将以资金为先导、以本国经济谈判为护卫、以国际先进经验为诱饵，排除反垄断法的困挠。对于中国而言，引进外资与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是不可变更的强国路径，政府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反垄断、捍卫经济安全与国际市场交流之间走平衡木。

    如何化解国企垄断更是老大难问题。实际上，在国企垄断与保护经济安全之间，从来就不存在清晰的界线。反垄断法同样无法划清这道边界，反垄断法有8条直接指向行政性垄断，整个第五章共六条剑指行政机构通过价格、税收等保护本地企业、割裂市场的行为，意在建立统一的大市场，避免天津出租车只能用夏利、上海出租车只能用大众、当地人只能喝当地啤酒等极端状况重演。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当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反垄断法的行政垄断因此剑走偏锋，走到了统一市场的座标上。

    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大企业备受呵护，被寄予参预国际竞争的厚望。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但什么时候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石油垄断巨头不给民营加油站加油，是否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种种具体状况语焉不详，反垄断法反垄断国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只能等待国有垄断企业以低效来证明自己不配具有经世济民的垄断地位。

    搞笑的是反垄断法只反垄断行为、不反垄断企业的说法，垄断企业如果不通过价格、技术手段获取垄断收益，何必千辛万苦冒着法律风险争取垄断地位，垄断企业与垄断行为一卵双生，根本无法割裂。如果执法机构只着眼于垄断行为，其执法成本之高将超出想像。

    已经有舆论指出，中型企业也可能通过共谋价格、划分市场形成垄断。这是危险的趋势，反垄断法尚未实行，中小企业可能率先祭旗，到时候恐怕高压锅、方便面的垄断诉讼满天飞，而真正获取垄断暴利的重化工业、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反而被轻轻放过。反垄断法反垄断的要义因此被割裂，成为对付民营企业并购的利器。

    不必提罗杰斯与索罗斯1970年合伙创办基金的前尘往事，就凭罗杰斯1998年创立的罗杰斯国际商品指数，就凭这一商品指数超过同期主要指数的较高的收益率，罗杰斯在国际商品市场就该有一席之地。而罗杰斯对于大宗商品上涨的预言，其趋势是正确的，如果照此而行，可以获得不菲的收益。1998年创立罗杰斯国际商品指数（RICI），到2003年11月该指数已达119.73%的升幅，超过同期主要指数。罗杰斯第二代指数则是传统型的更新产品，为罗杰斯携手荷兰银行于2007年11月共同开发，旨在减低期货合约的续期成本，更好地反映商品市场的经济基本因素。根据历史倒流测试结果，过去10年该指数总回报率高达479.5%。罗杰斯被巴菲特称为趋势大师，绝不是自戴王冠。

    另一个同样遭受质疑的是技术分析大师戴若顾比，他的投资业绩受到质疑，并且因为在澳大利亚本土连投资顾问咨询资格都没有取得而受到讥评，他对中国市场的指手划脚甚至被称为违法，因为，那些认真的守法者如是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下称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任何人未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的，不得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我的天，看来在资本市场指手划脚的一半人，应该捉将牢里去。事实上，索罗斯、巴菲特等人从未取得过什么证书，而全球所有投资者都乐于静下心倾听他们的胡说八道，很多人对于证监会的管束未必那么服帖，但面对罗杰斯等人则能同仇敌忾。
   
    这种现象泛滥让人怀疑背后的心理究竟是什么？罗杰斯说过一句让A股投资者痛苦不堪的话，这让他成为所有A股投资者的敌人：“我从来没有买过A股，也从没有说过我买过A股。我已经解释了很多次了，我一直买的是B股、H股、S股，以及在美国买中国公司发行的ADR，这是因为它们一直都比A股便宜！我为什么还要去买更贵的A股呢？只有傻瓜才会这么干！”

    记得谢国忠也说过类似的话，只不过没有罗杰斯那么嚣张。但罗杰斯的话却勾起A股投资者最痛苦的回忆，他们作为最底层的投资者，只能购买性价比最糟糕的A股，被中石油这样的股票套在高岗上，眼着满仓的中石油和在香港市场每股1.27港币的发行价，外加每年真金白银的分红而痛心疾首。
   
    A股投资者傻吗？绝不。就算傻，也是被逼傻的，没吃过猪肉还见过猪跑呢，谁能舍弃每股1块多的股票而去买十几、二十块的股票，而且是同一家上市公司的？罗杰斯的这番话活画出A股投资者是三等投资者的现实，这种现实和没心没肺指出这种现实的人都遭人憎恨。事实上，A股投资者质疑罗杰斯是对自身地位的质疑，是对身为本国公民却不能分享财富收益的深刻质疑。所以，中国经济再上升，罗杰斯可以捏着低成本的中国上市公司股票传给儿女，但A股投资者却仍然胆颤心惊。罗杰斯也许没有撒谎，他买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只是不是A股，他也没有抛售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因为在他的趋势理论中，中国市场是惟一可能像上世纪初的美国市场一样具有高成长性的市场。而A股投资者，却无法跳出A股的逻辑与心理、市场环境，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无法心平气和地看待中国上市公司。

    罗杰斯们的商业链条也遭人诟病。投资大师们当然不会白白说话，他们频频在中国露脸，发表对中国市场的看法，是因为拿了出场费，必须要说点什么才对得起观众。

    据业内人士透露，罗杰斯的出场费上升至70万元人民币，戴若?顾比和胡立阳的出场费在20万元—30万元之间。这有点像娱乐场，有人邀请、有人追捧，总有明星出场，这是一条完整的商业链条，就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拿了钱四处演讲一样。所谓言多必失，身边人不受重视，来来回回那两句唱多的话，A股投资者大多数在亏钱，这就难免激起大众的厌倦情绪。对罗杰斯厌倦了，总有新的明星出现，而且一定是华尔街出身，中国资本市场还是小学水平，需要名牌大学的包装，才能吸引眼球。
   
    至于罗杰斯看好石油买农产品一点也不奇怪，对于投资者来说，什么能赚钱就做什么，头一天看好石油，一旦石油趋势不对立马止损，转手做多，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不信问问身边投资的人，哪个不是这么做的？除非没有办法死捂股的中小投资者，和那些期货市场的菜鸟，比如陈久霖、比如李森，才会死做空头或者多头，直到把公司做倒闭为止。

注：批罗杰斯只是一个现象，折射出的是本土市场与心理的失衡。本国投资者不能分享本土企业红利，反而让国外投资者得大头，这种现象是语言暴力的根源。

    上周央视经济频道国小刚先生来上海采访，说的就是罗杰斯现象，周末在投资市场已久的朋友孙劲松先生再谈此事，批评滥批者无知。

    滥批当然不对，但滥批有社会原因。其实何止罗杰斯，在房地产等市场中，已经丧失平心静气探讨的可能，意气之言比比皆是，使滥言者有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如果房地产市场不是如此不公平，又何至成为社会情绪的出气筒。

    与股市维稳的干打雷不下雨相比，实体经济维稳立竿见影，在中央召开系列座谈会之后，国家税务总局宣布，从 8月1日起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这是财税政策维稳的重要一步。让人关注的言论与行动包括，央行副行长苏宁在央行上海总部昨日召开的上半年市金融形势分析会上表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各金融机构要优化信贷结构，保持贷款合理增长；而直接融资市场债券融资比例大幅上升。

    这是紧缩政策稍有放松的象征，是近期中国实体经济的最大利好，也是资本市场的最大利好：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十万家公司倒闭、企业与投资者充满恐惧的市场，会是一个稳定的市场。

    适当的紧缩政策可以让企业进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造，但是，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实行人民币汇率升值、信贷紧缩、重税政策，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不是走入经济结构转型的良性循环，而会走向全面覆灭的不归路。

    一些书斋学者总以通胀上升与经济结构调整来论证紧缩的正确性，他们总是有意忽略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性条件，比如市场环境、产业配套、税收等政策，而把货币紧缩当作万能仙丹。并且表示中国基础货币发行量如此之大，导致货币供应就从来没有真正紧过。这是很糟糕的解释，他们应该去问问在一线从事实业的企业家感受如何，再来发言。

    在目前的基础货币发行体制下，货币发行量当然一路上升，不增加才是咄咄怪事，但这不能证明信贷没有紧缩，从民间利率的节节上升就可以看出信贷紧缩的威力。东部受到紧缩的压力大过中西部，不是东中西部已经实现了均衡发展，而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市场经济较为发达，对货币政策更为敏感。在以往的紧缩周期之后，中国的钢铁等行业的产量不降反升，说明紧缩政策偏离了结构调控的目标，而成为对民企的打压。货币紧缩无法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往往成为抑制经济过热的急就章，一旦经济热度稍降，低端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卷土重来。吊诡之处在于，不顾中国现实的西方理论的信奉者，初衷是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但在目前结构失衡的环境下实践的结果，往往使他们成为垄断性国企的拥趸。

    以西方的货币理论全盘照搬到当下的中国经济是行不通的，即使在西方，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在上世纪后期才开始发端，照货币理论之方抓药的结果，只在里根执政中后期等特殊时期才发挥作用。目前美联储增发货币刺激信用，属于以毒攻毒，彻底抛弃了货币主义理论。这当然不是说货币主义理论没有正确之处，只是在目前百万亿美元规模的金融市场中，用货币主义理论属于胶柱鼓瑟，以国内信贷紧缩来控制通胀实在是与虎谋皮，其结果是替国外资金与高利贷资金腾出了赢利的空间。

    照搬西方政策生效的前提是照搬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市场环境，否则就是南辕北辙，我国一些经济理论家照搬西方理论的结果就是自残，离真正的中国市场需求越来越远。他们已经在资本市场试过一次，即以挑破资本市场泡沫的方式来降低通胀风险，其结果是通胀风险仍在，而资本市场濒危，现在他们又把这一套用到了实体经济，终于引发了显而易见的恶果，企业陷入困境，大批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者处于失业边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实体经济不是资本市场，如果说资本市场的普通投资者向来视为投机份子，在道德上受到打压，有关方面对他们的损失还能漠不关心的话，实体经济显而易见的下挫，则让所有人如坐针毡。

    不难想像，如果通胀威胁略有上升，主张紧缩货币政策的人将会得意洋洋地表示自己有先见之明。但多次的紧缩、反弹、中国经济结构所体现出的僵化，应该让我们有更深入的思考与更实事求是的应对之道，比如打开中国市场森严的行业壁垒、地区壁垒，比如降低社会税负。

    我们实在早该放弃那套僵化的理论，而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放松货币紧缩政策，实行曹红辉先生所主张的多管齐下的调整之策，对于中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都是长久的福音。

注：忙了一整天，下午头脑风暴节目讨论油价，现场所有人都同意，从长期来看，油价必升。对以下论述则未必全部同意油价升有前提，就是改革税负，放松管制，建立市场竞价环境。我没有说出来的话是，在新能源的开发中，我们可能再次陷入美国人引入的圈套，用农产品生产生物能源，然后陷入油价、农产品齐涨的绝境。 以后参加老左节目，将提前告知大家。
    主张不救市与主张信贷继续紧缩的基本上是一类人，信奉西方理论，或者是市场理想主义者，大多与中国实际经济生活隔绝，而乐于听从国外投行的建议，高高在上。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股市楼市几乎同步进入调整期，相比而言，股市遭到腰斩，调整幅度更大。但楼市的下跌较为隐蔽，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7月21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2季度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9.2%，于是很多人把呼吁救楼市或者稳定楼市者拿来痛贬一顿，以出心中之气。其实楼市下行比较明显，典型的就是交易量下挫，资本市场的交易量是投资者信心的直观标志。

    楼价与股价的上升决定于经济周期，当经济处于景气上行周期时，资产品价格上升，随着全球金融格局的变化，货币滥发成为市场常态时，经济景气中后期往往是资产品价格最高的时期，之后泡沫大崩溃，经济掉头直线向下，所有的资产品价格随着宏观经济走势下挫，等待另一个经济景气周期来临，周而复始，没有穷尽。典型的是1929年、2007年，美国楼市与股市就是难兄难弟。

    有人拿出中国股市与楼市的价格周期说明两者没有正相关关系，这是误解。我国股票与房地产市场刚刚发轫，都处于起始阶段，一切取决于政策的力度，与经济景气周期关系不大，事实上，从大周期看，中国经济都处于上行过程中。从1998年的房地产住房制度改革，到2003年以房地产业化解SARS紧缩期，我国的房地产领域政策造成自住需求与投资需要的叠加效应，使房价直线窜升。而期间股市则经过几轮调整，这应该说是股市与楼市的资金释放周期不同。

    经济下行周期，房价与股价不可能成为跷跷板。抓住经济下行周期的机会，政府能做的是改变市场结构加强基础制度建设，行业实现优质企业对劣质企业的并购重组，使行业奠定长远的发展后劲。   

    打个比方，经济下行周期是行业的排毒周期，清除出一些不具备专业性的、不具备优良管理基因的企业，而使能够经受严冬的企业脱颖而出。巴曙松先生认为，房地产紧缩周期处于中场，紧缩周期对优质房地产企业是做大的机会，那些冷静而理智的，注重房屋的品质，注重销售的创新融资的创新，具备稳健的财务结构，对整个市场的波动保持敏感，不对这个行业保持狂热的房地产企业成为市场赢家。

    谁都希望如此，中国房地产业毕竟需要健康而长远的发展。但情况有可能并不让人乐观。

    强汰弱、优胜汰，需要机制保证，这方面在机制上存在缺陷。首先是区域市场分割明显，我国零零总总数千家房地产企业，最大的万科市场占有率有限，一些房企由于与当地政府、银行等密切关系，是区域市场的强势企业，甚至是当地政府的小金库。要突破地区的诺曼底防线绝非易事。

    其次，不管大小房企，目前资金链都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房地产板块的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时如果有市场融资渠道，上市公司会得到民间资金的支持，目前这一渠道并不通畅，大小房企都有出售地块与项目公司的情况。只有天生具有大股东资本优势和较为通畅的融资渠道的国有房企可以摆脱调控之拳，在土地交易市场趋冷的情况下，国有房地产企业颇为活跃。如中粮地产一举成为国内一线的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市场不是大企业驱逐小企业，反而呈现国企扩张地盘、民企收缩地盘的态势。

    房价股价、大小房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前者是投资市场的规律，后者则是我国特色，房地产并购重组向何处去，值得密切关注。

    樊纲先生近日接受《新民周刊》采访，全面阐述了对于货币、宏观经济、资本市场的看法，我认可樊纲先生对于汇率的观点，但并不认同他对于通胀与资本市场的论断。

    在提及汇率时，樊纲先生的言论清醒地指出了一个事实，人民币汇率的主导权并不掌控在中国央行手中，而受制于美国经济与美联储。“现在的确有停止升值的呼声。但问题是你能否保证美元不降？如果不能阻止美元停止贬值，就不能阻止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应该升值多少？美国国会以前说的是一个很精确的数字，(人民币对美元应该升值)27.5%，现在的新数字是40%到50%。

    明知人民币汇率的主导权不在中国，而央行等决策机构却没有提出针对性的方案，反而在美元这艘日益破败的船上越陷越深，如此被动的风险捆绑政策，对于美国而言是风险向“大户”分散，对于中国而言则是风险的全面集聚，外汇储备的这一软肋是包括樊纲在内的货币决策人士的重大过失。

    至于资本市场，樊纲表示继续看好中国经济未来，同时指出他最担心的是奥运经济周期，经过市场炒作之后自我实现。让人欣慰的是，现在这个周期的可能性在减小，因为，这个周期已经提前消化，奥运之后不可能大跌。去年，樊纲先生担心“什么都憋到奥运会之后，股市也不调整，楼市继续飙升，能源价格也不调，经济也不放缓。当时市场上普遍的观点是，奥运会之前不会调能源价格。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经济就惨了，奥运会之后就大崩盘。股市如果不是从去年下半年调整，奥运会之后真的危险”。但现在，“股市、楼市和能源价格都调了。也许都调得差不多了，也许正往上走。现在根本不用担心奥运之后的经济”。经济正在实现软着陆。

    从这个战略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从去年开始股市受到强有力的政策压制，为什么奥运会召开之前要上调成品油价格，为什么在目前信心急落之时要维稳，不仅资本市场维稳，降税信息、信贷从紧说法的改变显示宏观经济形势也在同时维稳。

    可见，有关人士最担心的是，奥运之前资产品价格狂涨，被炒家从中渔利，而奥运之后热资捧利而走，导致奥运之后的中国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一地鸡毛。政府提前调整，使奥运不至于成为资本市场与中国经济的划分点。但有关方面为了平稳度过奥运周期，而使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遭玉石俱焚之灾，如何给予投资者适当的安抚，是当务之急，否则会丧失政府与市场的信心。

    按照樊纲先生的说法，有关部门提前压制资产品价格是减少中小投资者损失的“恩赐”。大家也许会想，这次调整里我损失了多少多少，但也要反过来想，如果此时不调，假如你在更高的点位上被套，也许会更惨。宏观经济也是这样，增长速度为12 %的时候调比起15%的时候调，大家的损失都会小一点。这种想法实在要不得，也不应成为今后政策调控的常态，政策的出台目的是为了明确预期，而不是云山雾罩，让投资者为战略布局买单。

    至于信贷紧缩，有关方面控制信贷总量的既定政策不会变，中小企业度过严冬，樊纲先生开出的药方是这些公司应该出售股权发者通过发行债券融资。银行的间接融资不可能成为今后企业融资的主流方式，中小企业能做的是让度部分控制权，获得所需的资金。

    是的，美国巨型金融机构也在通过出售股权的方式度过严冬，为什么中小企业不可以？但是，中国的中小企业股权与债权融资的渠道并不通畅——所谓债权融资，很多时候成为高息融资的同义语；又有什么风险投资机构对于上市前景不明、风险日益增加的制造类中小企业融资呢？投资者与企业必须考虑生存与利益，决策者考虑的是应对挑战，两者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在短期战术之上，经济发展有更大的战略，降税、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民企发展，都是中国本轮战略机遇期最大的战略命题。很可惜，樊纲先生言不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