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8-30 南方人物周刊

    今年二季度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这反而勾起了更多的普通收入阶层的痛苦感，他们认为自己成为发展与财富的旁观者，被现有的财富分配体制所抛弃。

    这并非普通收入阶层的臆想。

    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曾经披露，从统计数据看，1993年—2007年，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由49.49％降至39.74％，降幅9.75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由11.68％增加至14.81％，增幅为3.13个百分点，企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即资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增加6.62%。

    当然，由于统计口径在2004年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个体经济业主收入从劳动收入变为营业盈余，二是对农业不再计营业盈余。据估算，受2004年统计核算方法变化的影响，大约使劳动报酬占比被低估了6.29％。但这一计算并没有计入灰色收入部分，以及货币购买力的下降。

    职工收入相对于财富增长的下降是事实。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第二十三次主席会议上，一份15页的调研报告显示，北京一线职工收入水平现状是“增长缓慢，长期偏低”。调查显示，12.8%的职工反映，5年来未涨过工资；2009年23.6%的职工工资收入还有所下降。

    平均的贫穷会引起普通的痛苦，贫富差距的悬殊激起的则是不公平感。我国在取得脱贫奇迹的同时，创造了贫富差距的世界奇迹，不公平感从下述数据而来。

2010-9-2 每日经济新闻

    超低的债券收益率正在酝酿四十年以来的第二高的债券大泡沫。

    全球主要央行利率被维持在低位，经济形势阴晴不定，以及时时放风的量化宽松政策，让债券成为投资者的主要避风港。

    美国国债收益率低到令人瞠目的地步。美国财政部最新拍卖的两年期债券收益率还不到0.5%；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破3%，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跌至2.6%的低位。

    从长期来看，1970年半月至今美国10年国债平均收益率为7.221，81年9月收益率最高，达到15.842，最低为金融危机时的08年12月，低至2.241，刚刚过去的2.470，离历史低位已经不远。1977年年中至今，美国两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6.323，高点为81年8月为16.739，低点则是刚刚过去的8月份，低至0.473。事实上，美、德、日两年期国债均创出历史新低。一些短期债券经通胀调整后实际收益率已经是负值，债券购买者现买现亏，却还在买，已经被刺激政策逼到了疯狂的边缘。

    债务泡沫这让债务国快乐无比，这可以减少政府的发债成本，筹集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刺激计划。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最新审计数据显示，2009财政年度，美国财政部为公众所持国债支付的利息总额同比下降了22%，至1,890亿美元，尽管未清偿债务总额上升了30%，至7.6万亿美元。根据花旗集团(Citigroup)的计算，在欧洲，德国当前的债券融资成本比已发行债券的费率低大概2.3个百分点；法国则低1.6个百分点。甚至深受欧元区债务问题侵扰的西班牙的融资成本也有所下降。俄罗斯政府继1998年8月之后重启发债闸门，今年4月成功发行了55亿美元债券，俄政府不仅把本年度财政融资额目标提高21%，还放出了今年底或将发行高达1.2万亿卢布债券的“口风”。

2010-8-31 FT中文网

    对国美事件有必要持续关注，该事件的解决程序显示中国民营企业领头人在市场游戏规则下的商业伦理观念，以及对市场的掌控能力。

    黄光裕事件突显中国仍处于家族式企业阶段，控股股东与高管之间欠缺和平共处的前提条件，这就是丛林社会的生态，狮王只能有一个。只要公司控制权争夺战一天不罢休，公司的恶性内斗就一天不能平息。

    政府在国美事件上的做法无可挑剔。黄光狱入狱后，其大股东权利没有被剥夺，国美的正常经营没有被颠覆。我宁可相信这主要是改革三十年之后，中国所取得的难得的成功。有人认为黄光裕是以十万员工的失业威胁政府，这真是认错了形势，在中国任何企业家威胁得了政府吗？不要说国美，就是近百万人就业的富士康也不得不走上迁居之路。死了张屠户，不吃带毛猪。如果在二三十年前，政府完全可以把国美资产划拨给某家国有大企业，或者委托某家企业托管。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到某些地方政府在产权不清时强夺民企资产，将民企老总安个罪名入狱的情况。国美的幸运之处不仅是中国市场化有寸进之功，还因为以境外公众公司的身份，避免了覆亡的命运，微薄市场意识、证券市场与国际化给中国的民企套上了最厚的“铁布衫”。

    黄陈双方陷入混战，没有是非可讲，以至于许多市场人士将此视为“狗咬狗，一嘴毛”，业内人士大多不愿趟混水。

    在中国市场能够把企业做大做强、屹立不倒的，都是人精，他们既能够拉实体经济的大旗当虎皮，还能够在资本市场游刃有余，通晓国际市场尤其是国内市场规则的漏洞，不能以常人揣度。

    黄光裕与陈晓的争夺战扑朔迷离，黄陈之争有几个谜题待解。

2010-8-30 南方都市报

    一场有关收入统计数据的大论战拉开架势。

    屡受诟病的国家统计局是挑战方，拥趸众多的王小鲁是应战方。这场争论既是国家统计局为捍卫尊严而战，也是学者面对挑战捍卫尊严而战，更是直面中国灰色收入、中国寻租空间的一次契机。

    对于灰色收入的讨论，事实上是对于我国权力与市场边界的一次厘清。在隐性收入与灰色收入的背后，是中国是否存在市场化与权贵的系统性结合，是中国市场究竟离法治有多远的系统讨论。

    感性的抱怨如果不能建立在系统的数据与严密的逻辑分析之上，就会流于家长里短，更有甚者，会被虚假的数据所推动向不可测的浮夸方向前进。中低收入阶层基于直观认识所得出的结论，将与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观点产生巨大的落差，阶层的壁垒因此建立，文化的认同感因此被撕裂，无法找到在独立法律庇护下的公平博弈平台。

对隐性收入达成共识

    8月24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发表署名为王有捐的文章《也谈城镇居民收入的统计与调查方法——与王小鲁博士及其课题组关于调查推算方法的商榷》，对媒体记者采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博士后撰写的报道《不应回避的灰色收入》一文作出回应。8月25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再次刊发施发启《也评王小鲁博士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文章，对王小鲁的数据样本、推算方法以及推算结果提出全面质疑。

2010-8-31 每日经济新闻

    央行发出改革基础货币发行体制改革的信号，这是中国主动调整基础货币发行体制的重要举措。

    8月2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政策试点的通知》（下称《通知》），决定自2010年10月1日起，在北京、广东（含深圳）、山东（含青岛）、江苏四个省（市）开展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政策试点，试点期限为一年。《通知》同时指出，试点企业存放境外出口收入的年度总额不得超过其上年度出口收入总额的一定比例，该比例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确定和调整。

    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体制是落后的，在金融战争中丧失了主动权。我国以外汇占款为主的基础货币发行体制，从根本上来说是为外向型经济服务，即将人民币汇率抑制在一定的低位上，以刺激出口规模。目前汇率已经开始逐渐走向浮动，僵化的货币发行体制既无法适应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在外部消费需求下降、外汇储备过高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的冲击下，货币政策可能与经济形势完全背道而驰。

    我国在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之前，央行再贷款一直是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但在1994年之后，外汇占款开始逐渐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流。

    1994年汇率并轨当年，我国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货币就占了当年基础货币投放量的55.5%（此前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投放的比例一直都是维持在10%以下的水平），并且此后连续数年，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自1994至1997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占款”分别增加3740.51亿元、2292.65亿元、2804.23亿元和3070.62亿元)。自2003年起，WTO协议签订之后中国出口大增，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期间只有东亚金融危机后直到科网泡沫破裂，中国外汇占款放缓，自1997之后至2001年的大约5年时间内，外汇占款多数年份维持在10%以下。

2010-8-28 南方都市报

    治安不靖与本地外地人口比例倒挂，使北京走上“封村”之路。

    据《北京日报》报道，8月11日，北京市召开“全市村庄社区化管理工作推进会”。根据部署，今年年内，城乡接合部地区实行社区化管理的村庄要力争达到50%以上；明年，所有城乡接合部地区村庄及有条件的农村地区都实现社区化管理。由此，大兴区在北京率先实行的村庄社区化管理，被作为先进经验，推广到北京全市。

    封村等同于“社区化管理”是个笑话，封村等同于“懒惰式管理”倒是事实。如果把北京的经验推而广之，全国大城市城乡结合部全都封安装大铁门，如果每个村的四角加筑四个碉堡，葛剑雄教授开玩笑说，“鬼子一个也进不了村”。

    封村是个象征，以极低的成本阻隔了不同社会层级的来往。有人辩称一张卡未必能够证明贫富穷通，但鉴于城乡结合部向来是低收入外来人口的聚居地，这张卡起码能够把无正当收入、租不起房的人排除在外。

    封村为了减少人口流动，为了维护治安。人口爆炸为封村赢得了众多的支持者。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掌握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4万人，举家迁移比例逐年提高，达41.2%。

2010-8-28 每日经济新闻

    不仅中国，全球经济都被绑在房地产战车上。

    作为投资品的房地产市场崩溃后，市场进入分裂状态：源源不断制造出的货币不能挽救房贷衍生品市场的黑洞，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总体而言疲乏不振，另一方面，过多的流动性在债券等领域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泡沫。最新的极端例证是，铁路运营商Norfolk Southern发行的100年期债券，收益率只有5.95%，市场照样趋之若鹜，以至于该公司将发债规模扩大一倍达到2.5亿美元。国际投资者厌倦了高风险的衍生品市场，纷纷躲入债券与股息中寻找安慰。

    美国低迷的楼市使崩溃的虚拟经济无法复苏，这也就意味着投资机构与投资者修补资产负债表的工作根本无法完成。

    美国房地产市场在退税政策的刺激下，一度出现和缓迹象，但最近又开始下挫。

    6月份的数据显示美国房地产在缓慢的复苏通道之中。美国标准普尔/CS机构2010年7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益于销售旺季和住房税收优惠政策，美国5月2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环比上升1.3%，同比上升4.6%。2010年6月份美国旧房销售量环比增长了3.6%，为连续第三个月出现正增长，销售量也达到2009年10月份以来的新高，同时当月积压待售住房数量下降了0.7%。6月美国新屋销售量也高于市场预期，较5月上涨11%，涨幅创8年来最高，成屋签约销售指数连续第五个月上升。

2010-8-26 每日经济新闻

    业绩不错的银行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最近两大笑话，显示银行安全有注水嫌疑。

    第一则笑话是汇金债获得热捧，经过债换股游戏，中投、汇金与银行三方获益。

    汇金这头现金奶牛，首先要为控股的中投公司服务，中投公司自身缺乏归还债务本息的能力。中投的注册资本大约为2000亿美元，来源于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筹集的15500亿元人民币，发债成本则由中投承担，每年大约支付682亿元的利息，利息不堪重负，还本是遥远的梦想。

    中投董事长楼继伟在2007年时曾说，“按照工作日算，每天我必须赚3亿元才能够支付每年5%左右的资本金成本。”中投2009年实现盈利，2009年中投公司新增投资580亿美元，其境外全球投资组合回报达到11.7%，但大多数是帐面盈利，资金依然紧张。楼继伟也许该背上一段蜗居中女主人公的台词，“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

    汇金的赢利能力虽然不错，要扛起中投公司的沉重身躯勉为其难。财务报表显示，2009年，汇金公司实现净利润2189亿元，营业总收入2197.85亿元，如此高的净利润主要是持有股权而获得的投资收益。至2009年年底，汇金在工行、建行、中行的持股比例分别为35.4%、57.09%、67.53%，据此测算，汇金从三大行所得的累计分红总额约为1890.4亿元。

2010-8-26 南方都市报深圳评论版

    房产税是个必然征收的税种，房产税是摆脱地方土地财政、厘清中央与地方政府责权利关系、抑制房地产投资的办法。

    据新华社报道，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24日表示，我国计划实施一系列税收体制改革，包括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统筹企业税费负担，实施资源税改革；推进房产税改革；继续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

    房产税改革是我国税费改革大框架中的重要一环，目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征，而是怎么征，以什么名义征。以往在深圳等地征收个人所得税即成交价与原价差额的20%并未落到实处，还有空子可钻。

    在围绕着房产税的诸多税种中，级差制的房地产资本利得税是最好的办法。

    首先，级差式房地产利得税可以避免产权纠纷。

    征收物业税的一大障碍是我国的土地国有化，非我财产不纳税成为反抗物业税的合理武器。但资本利得税则可以避免，对投资者买卖之间的差价征税，不涉及产权纠纷，只涉及房地产资本利得的调节。获得资本利得者多纳税，从事实业者与工薪阶层少纳税，是税收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房地产利得税并非新税种，需要的是进一步完善与改革。